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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重庆师范大学举行的“女科学家高层论坛”上，全国人大常委、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认为，受到一些灰姑娘嫁入豪门的电视剧影响，有相当部分女大学生出现了“傍大款”的观念，“这是一种悲哀，我感到很痛心。”（《重庆晚报》9月10日）

    一个可以知晓的判断是“为女大学生傍大款痛心”的绝不仅仅是教育部原副部长一个人，但是，在高级官员中能有如此表态、能把这种社会尴尬揭发出来的，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应是第一人。长期以来，社会在“女大学生傍大款”现象中的态度是暧昧的，也是含糊不清的，而“为女大学生傍大款痛心”话语，不但能让社会的灰色面暴露在阳光下，而且能引起疗救的注意。

    不过，仅仅有“为女大学生傍大款痛心”是不够的，不足以消除隐藏其后的社会弊病。在这里，笔者以为，我们有两个问题需要梳理，一是“女大学生傍大款”是个案还是普遍现象？二是何以出现“女大学生傍大款”，是女大学生的问题、社会的问题还是大款的问题？原因仅仅需要女大学生来抗吗？

    在任何一个问题上出现偏差，在笔者看来，都有可能造成对女大学生的“污名化”，或者让一个群体为一种社会的丑恶背黑锅，这不但不能达到治病的目的，并且，会离我们的治疗期待越来越远，甚至陷入陷阱而不能自拔。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？

  女科学家们认为，女性的智商与男性没有区别，女大学生们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，可以做到既“做得好”又“嫁得好”，达到事业家庭双丰收。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境界，也是公众特别是女大学生群体的愿望，但问题的关键是社会为女大学生准备好了空间吗？仅仅依靠个体的努力可以对抗社会的积弊和社会的习惯性力量吗？

    “女大学生傍大款”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，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诱因。正是这种事实的存在，我们不能把原因仅仅归结为女大学生群体，而是应放在整个时代背景中来审视，否则，就是对真正原因的遮蔽和漠视。当下社会中，我们还没有走出女性物化和被“消费”的场景，而对缺少批判精神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女大学生来说，被“消费”的可能性大大增加。在金钱风暴的挟持下，在消费符号的鼓噪下，不少女大学生之所以心甘情愿或者说不情愿地走上“傍大款”的道路，一方面是自身的原因，但另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物化的力量和金钱暴力的必然。

    就笔者的观点，在男权社会中，“女大学生傍大款”现象的出现几乎是一种必然，而女大学生仅仅是被迫的群体，是尴尬和无奈的选择。

    “女大学生傍大款”现象的出现与社会对物欲的推崇和“不劳而获”、“一夜成名”的渲染也不无关系，与商品交换法则的横行和整个社会的物化观念滋长有着密切的联系。把“女大学生傍大款”现象置于商品交换法则之下来观察和思考，就会发现其处处包含物和商品的理念。换句话说，女大学生仅仅是经济的载体，不论表面上看起来是不是采取了人格化形式，但最终都可以看出物和商品的属性。 “女大学生傍大款”现象是物欲的诱惑和人性的尊严之间斗争的产物。当然，也是一种异化。
　
    “傍大款”是一种悲哀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但是，悲哀并不仅仅属于女大学生，相反属于整个社会。道理很简单，“女大学生”抗不起“傍大款”的社会流弊，“女大学生傍大款”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病症，单一的批判女大学生或者单一的冀望于女大学生来反抗社会的灰色，本身就是不公平，也是推卸责任的表现。

“女大学生傍大款”的悲哀属于社会，在这点上，我们应有清晰的价值观念和立场，否则，就是对女大学生群体的“污名化”。